世界文化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偶像崇拜意识深入人心，逐渐积淀和凝练，便演绎成一种情结，成为影响日常生活的潜在意识。此种偶像情结，由个别发展到一般，进而成为社会中某一群体甚或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比如，在传统中国，有全社会共同的“皇帝情结”，有道德家群体的“孔圣情结”，有文学家群体的
一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西汉武帝时著名的辞赋家，著有《子虚上林赋》等。他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最为后人所称道或艳羡，亦为他本人所夸耀和自豪。其一，以一篇《子虚上林赋》让汉武帝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叹，进而被召至京城，授职封官；其二，以超奇手段获得美艳文君和巨额嫁妆。汉魏以来的文人学士，由惊讶司马相如的独特经历，到艳羡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到模仿崇拜司马相如，而最终积淀成一种在大部分传统文人学士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相如情结”。
无论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还是对他所代表的赋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有争议的。推崇者和指责者意见分歧甚大，而最为奇特的是，推崇者常常又是指责者，两者往往集于一身，仅仅有表达意见的时间或场所的不同而已。
赋体，尤其是司马相如代表的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是相当特殊的。一方面，大赋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是歌功颂德、呈祥示瑞的最佳文体，故而统治者出于润色鸿业之需要，提倡它，鼓励文人创作；而文人学士为了“帮忙”或“帮闲”以获取统治者的好感，亦穷心尽力地创作。所以，大赋虽盛行于汉代而衰败于魏晋以后，但其衰而不亡，其创作仍不绝如缕。其次，大赋创作之艰难，古代文体无有出其右者。天才如司马相如写作《子虚上林赋》，要“几百日而后成”；左思创作《三都赋》，费尽十余年的功夫；扬雄作赋，竟致体病，“梦五脏坠地”。大赋创作如此艰难，可它对文人又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古代诸种文体中最能展示渊博学识和艺术才华的体裁之一。
另一方面，对于大赋的指斥，自汉代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比如在汉代，大赋便被指斥为“虚辞滥说”、“劝百讽一”，而唐宋以来的道德家和理学家，对其批评指责更是不遗余力，甚至是全盘否定。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体有六（诗、文、赋、词、曲、小说）而正统有三（诗、文、赋），赋之一体虽与诗、文并居正统，但它在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是居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所以我们说它的地位是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
再说司马相如。人如其文，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也是相当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相如之性情及其一生之经历，就犹如一篇大赋。其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的疆域扩张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此间撰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表明他对大汉帝国的热爱，对“非常之人”汉武帝的钦仰与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临终之际抱病草撰《封禅书》，亦体现了他对王朝的真诚和对政治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在如此背景下理解《子虚上林赋》，其以铺张手段进行的歌功颂德，是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的，因为他是真诚的。真诚的颂赞与虚伪的奉承，不可等量齐观。同时，司马相如又是放纵的、夸诞的。他在道德家眼里常常是一个异端分子，其出使受金，琴挑私奔，临邛当垆近乎巧取，贪恋美色，都表现出夸诞与放纵的一面。然而，他的传奇经历，获得了后世文人学士的艳羡和崇拜。
总之，相如其人其赋成为一个富于个性的矛盾体，所谓的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便在这个矛盾体中产生。
二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因此，经历洞房花烛是实现健全人格和完整人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传统社会婚姻中渗透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联姻方式是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联姻目的是广家族与繁子孙。即男女双方皆本着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经历洞房花烛，体验夫妻生活。
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其“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一见钟情。相如文君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准确地说，是“一闻”而非“一见”，此为一奇。其二，是“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传情达意。一“挑”字，当然足见司马迁用词之精妙，但亦颇能准确传神地展现司马相如的浪漫风流。其三，是才色之恋。传统婚姻讲门当户对。“家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商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故《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其四，是私奔。传统婚姻讲名媒正娶，以仪式形式确定婚姻双方的名分，见证婚姻的合法性质。而相如文君不求名分，不论是否合法，一任激情之自然流露，极具浪漫精神。其五，是临邛当垆，以近乎巧取的方式获得巨额嫁妆，此虽为道德家所不齿，却奠定了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生活的物质基础。
相如文君之婚姻爱情有此五奇，故其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特别显著，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皆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它作为传统中国人的两大爱情理想模式（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之一――才子佳人――的原型，不仅为后来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树立了一个典范，而且传载此事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成为唐宋以来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所仿效的一个范本。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可我们的古代小说家却编撰了如此丰富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作者的热心创作和读者的热情阅读，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是文人对现实婚姻的不满足和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从向往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到追捧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归根结底，就是对相如文君的追慕与向往，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深处，皆有一种深深的“相如情结”。
三
再说“金榜题名”。
传统中国文人皆有较强的功业意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把“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更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科举考试虽然有种种优点，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为之努力拼搏，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只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要不然，就像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参加考试。
在抗拒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入仕路径被开辟出来，即所谓的“终南捷径”。“终南捷径”之所以可能走通，主要是基于传统中国文化对隐士的美化和赞赏，以为隐士必有高风亮节和渊博学识。统治者招选隐士，亦并非完全是因其人格与学识，主要还是为展示一种包容万象的文化姿态，以点缀其统治之开放与胸襟之宽博。“终南捷径”虽较科举考试自由洒脱，不拘一格，但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对仕进心较为强烈的文人学士，并不具备很大的吸引力。
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终南捷径”则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对文人学士有着较强吸引力的入仕方式，还有就是像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彩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路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以赀为郎，会景帝不好辞赋，便客游梁国，作《子虚赋》，武帝读之，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感叹，杨得意荐相如于武帝，作《上林赋》，武帝大悦，以为郎。司马相如此种入仕方式，对文人学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首先，文人之特长是诗赋创作，文人用以入世之资本是华彩辞章。以华彩辞章奉献君王而受器重，或君王读其华彩辞章而召引之赏识之，此最符合文人之身份特征。其次，不以传统规矩，而是出奇制胜，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器重，则与文人率真自然之本性特征正相吻合，亦更能获致声名，更能产生轰动效应。其三，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招引，此乃文人与君王间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达成的契合，是一种精神上的默契，部分实现了自孟子以来之文人学士企望与天子建立师友关系之梦想，因而对文人亦有相当的吸引力。
司马相如的华彩辞章，自汉代以来便在文学史上凝练成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如西汉长安人庆虬之作《清思赋》，人不甚重，后托以为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西京杂记》）。扬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李善注《文选》引扬雄《答刘歆书》）。至于有很深“相如情结”的李白拒绝以科举入仕，最终以诗歌而得到玄宗召见，亦近乎相如经历之重演。杜甫于开元中春节向唐玄宗献《三大礼赋》，而获得待诏翰林之赏誉……总之，这是一条最符合文人身份、最能展示文人才情风流、最契合文人之个性特征的入仕道路，因而对文人学士最具诱惑力。此为传统中国文人“相如情结”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四
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其内涵有二：一是艳羡司马相如以琴挑私奔之超常手段获取美满爱情之风流韵事；二是向往司马相如以华彩辞章惊动天子而获招引赏识之奇特经历。所谓“相如情结”，就是传统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相结合激荡而产生的一种情愫、一种理想。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文人都有司马相如这种与文君的风流艳遇和与武帝的神情契合，但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作为一种愿望情结，每一位文人都幻想这种可能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传统文人热衷编撰和阅读才子佳人爱情小说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因素。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观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层次，或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次。弗洛伊德在潜意识之基础上提出了“情结”这个概念，所谓的“情结”是在个体的潜意识领域所形成的创伤性记忆。本文所使用的“情结”一词是泛指，即概指某种意识对人类发生深入影响后所积淀而成一种共同的心理或情愫，而非特指在潜意识领域所形成的创伤性记忆。我认为：“情结”作为一种意识，也有显、潜之分，若就本文开篇所谓之“孔圣情结”、“诗圣情结”和“相如情结”而言，前者是文人学士的“显情结”，后者则是“潜情结”。
先说前者。传统中国教育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德行教育，其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德行操守为教学内容，意在培育国民以德行操守为根基的家国意识。在此种教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传统文人，自然便有极强的家国意识和功业意识，并且往往以治国平天下为职责，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信条。因此，在道德境界上，推崇孔孟，形成“孔圣情结”，在文学艺术上，仰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执着精神，积淀成“诗圣情结”。对这种因德行教育而激发出来的崇高理想，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圣人情结，后人理当报以深挚的敬意。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亦正是在传统文人此种崇高理想和圣人情结之激励下创造而成，历史上亦的确出现了若干被这种精神所感召和被这种情结所驱动的圣人、准圣人、圣人后。
如果说“圣人情结”是高雅的，那么“相如情结”则是世俗的；如果说前者是显现的，后者则是潜藏着的；前者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后者则是“潜意识”。前者往往由雅而伪，变成一种政治表态；后者则是因俗而真，实为一种人生的本能需求。我们不必因“圣人情结”之雅洁而特致颂辞，亦不可因“相如情结”之凡俗而心怀贬意。因为它们虽有雅俗之别，但并无高下之分，倒是常有真伪之别。
“圣人情结”和“相如情结”并存于你心中，你自可标持你安邦治国的雄心壮志，你也不妨常将孔孟、屈原、杜甫作为你人生之楷模，但你万万不可否认潜藏于你心中的“相如情结”，否则便有虚伪作态之嫌疑。所以，平心而论，一位心智健全的传统文人，其心灵深处皆有一种不容否定的“相如情结”。你尽可批评文君的“放诞风流”，指责相如的情挑私奔，但作为一位有性情的文人，你对司马相如必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艳羡心理。不可言说亦罢，但不承认就是虚伪作态。
(实习编辑：严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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